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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传统语言学与西方希腊罗马时期语言学优点和缺点之比较【摘要】中国作为世界语言学发源地之一,与印欧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相比较印欧语有其优势和劣势。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繁荣时期,本文主要从先秦两汉时期《尔雅》、《说文解字》等传统语言学专著看汉语语法词源特点及传统语法特征并与西方语言学做一个对照,借此借鉴西方语言的长处,促进自身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认知。【关键词】语法系统、《尔雅》、《说文解字》一、总体比较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传统语言学与西方希腊罗马时期语言学特点。中国是语言学的发源地之一,世界的语言发源地有三。“真正的发源地有三:印度、希腊(罗马继其后)、中国。印度、希腊属印欧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研究,必多共同之处。所以,古典语言学实际上只有两大传统,汉语传统和印欧语传统。这两个传统研究的都是语言,也必有共同之处。第一个共同点是,语言学的发生都跟哲学、逻辑学有关,研究对象是文献语言。第二个共同点是,都与诠释古代经典有关,研究对象是文献语言。由于印欧语和汉语的结构和形式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研究的内容也大不相同。”①笔者从何九盈先生这里得到些启示,在中国来说先秦时期的《尔雅》是以对事物的解释而成为一本有参考价值的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专著,而《说文解字》则是以对字的构造、来源等进行解释而成为传统语言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可是它们都不是语法专著,并不能代表着中国在先秦两汉时期有自己的语法体系。“中国古代有无完整的语法学,说法不一。至少在先秦两汉时代,在隋唐两宋时代,并无语法专著产生。而印度、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语法学一直长盛不衰,这是两大传统最为重要的不同之处。人所共知,印度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出现了《波你尼经》。‘波你尼经集合了许多语法学家的成果,用了种种方法,终于把全部梵语(包括作为有例外的吠陀语)的语音、语词的构成和变化规则,隐括在三千九百八十三条经句之内,又把这样①《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32页分析出来的全部词根归结为一千九百四十二个'界'(dhātu),这样便概括描述了整个梵语的语言现象。’①”②可见在印欧语系来说很早就有西方语言学家对其语法现象进行研究,他们更加注重语法的量化,注重分析和综合。他们运用数学的精准性去测量语言,“在古希腊,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8-前348/前347)是第一个给词分类的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柏拉图分出名、动两类的基础之上又分出连词、冠词、代词。”③当时的西方语言学家和数学家、哲学家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词性的确立大加关注。可是同时代的中国笔者以为还没有语法学的概念,自然语法学的研究无从谈起,只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汉语语法在古代意识的缺失呢?古代汉语语法没有成为专门之学,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从汉语本身的句法特点来说是因为汉语语法问题不如印欧语系语法问题那么明显,那么突出。季羡林说:“梵汉两种语言,语法结构是非常不相同的。梵文不但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位异常复杂,而且词序也同汉语完全不同。”④这里的内部原因值得探讨,这是构成西方传统语言和中国传统语言差距的一个关键点。笔者以为我们从小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之中,显而易见中国的语言教学不是从语法开始教授的,我们最先学的是读音,字的构造,至于句子好像是与生俱来就会一样。小学的老师从未告诉我们汉语的语法社怎么样的,可是这就造成了一个困扰,在西方来书,他们是很注重语法的。譬如,德国的威廉·冯·洪堡特说:“我认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区别可以归于①金克木:《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盈按: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263页第三条注云:“波你尼仙:波你尼,人名,梵文Pānini音译,约公元前4世纪末健驮逻国娑罗覩人,古印度最杰出的梵文文学家。”①来源摘抄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40页注释1②《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32页③《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32至第33页④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97页(来源摘抄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41页注释26)一个根本的事实:在把词联结为句子时,汉语并不利用语法范畴,其语法并非建立在词的分类的基础之上,而是由另一种方式在思想中把语言要素的关系固定下来。其他语法有词源和句法两个部分,而汉语只有句法部分。……汉语岂止是忽略语法范畴的标示,实际上它是不屑于(dédaigner)使用范畴标记,所以,就语言性质来看,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领域。”①印欧语有具体的语法规则,但是汉语的语法乃至句子的划分、词性的确定都会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和外界社会的交流甚少,对语法意识的缺失遗留时间长。二、透过先秦两汉时期的语言学专著看中国传统语言学较之于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语言学的劣势。语音的不确定性、政治性和主观随意性。“声训,古人也叫“偕声训诂”。它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去说明被释的词的来源,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偕)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之间的语源关系。这种探求词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集大成于《释名》。”②这种方法本身笔者认为就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加上各地的方言不一样,这样的方法在先秦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推广。两汉时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期,可语音的确定受着政治的影响。“两汉是声训发展的极盛时期。理论性、政治性、主观随意性、普遍性是当时声训的四个特点。”③政治性加上主观随意性可以让语音随意发挥,例如:霸有五种声训。霸者,伯也。——(《白虎通义·号》)霸犹迫也。——(《白虎通义·号》)霸者,把也,駁(驳)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纠率同盟也。——(《风俗同义·皇霸》)伯者,白也,言其咸建五长,功实明白。——(《风俗同义·皇霸》)④相比于来说,西方在这一点上更加注重语音的准确性。例如古罗马时期的一位比较有成就语言学家普里西安在公元六世纪初于君士坦丁堡从事拉丁语教学工作。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他写了《语法原理》。①引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39页②《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121页③《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123页④引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124至125页“在语音论述部分,普利西安主要集中在对拉丁文学作品所使用的字母和音节结构的描写上面。他把字母(literae)定义为分节语言的最小语音部分,具有名称、形体和音质等特征。这个定义实际上把字母文字和其他所有的语音混为一谈。他把字母作为最小的语音单位,对拉丁语的音节结构进行了描写,为人们认识拉丁语的语音系统的全貌提供了成分的材料。”①这只是罗马时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家,其他语言学家也有探寻,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西方语言学对于语言准确性的重视。词无定义,逻辑、考证的不够严密。譬如可以誉为古代语言学著作的《说文解字》也存在着考证不够严密的地方。《说文解字》对字的本义存在着解释有误的现象,“许慎有时把用假借字充当本义,如手部:‘揆,葵也。’这真是莫名其妙,揆度的‘揆’与葵花的‘葵’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条释义抄自《尔雅·释言》:‘葵,揆也。’《释言》这个词条是释《诗》的。《诗·小雅·采菽》:‘乐只君子,天子葵之。’这里“葵”乃‘揆’之假借,许慎不假思索地就抄来了,可见,大学问家有时也免不了要出点差错。”②在这里,何久盈认为因为许慎是大家所以不用深究,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许慎个人的错误,是民族的思维模式形成。我们以为只要是作品有着它相当的价值就可以不去计较作品中的瑕疵,但是我们缺少的正是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譬如西方崇尚的正是团队精神和对学术的批判精神。13世纪语言研究有经验学派,由经验派衍生出来的思辨语法学派,又称为“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te)。③西方的对文学、哲学、语言学的研究的典型特征便是他们的“学派”精神,从柏拉图开始的雅典学园到现今的宪法讨论,可以看到对于学术的严谨精神,这正是汉语传统语言学所缺少的。①西方语言学史概要》杜道流著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第26页②《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118页③《西方语言学史概要》杜道流著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第32页三、透过先秦两汉时期的语言学专著《尔雅》、《说文解字》看中国传统语言学较之于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语言学的优势。笔者以为汉语在文字上较之于西方字母文字的优势便在构形上,从整体上来说,西方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是表意文字。笔者以为,西方的字母文字是将意义用音韵记录下来,所以西方字母文字音节很长,而中国的文字从音节上来说很少一个字或者词有三四个或更多音节的情况。举一个例子:中文:再见(zaijian)德文:aufwiedersehen俄文:Досвидания法文:Aurevoir可知,西方是以音来记录意思,值得关注的倒是中国文字,《说文》中对“再”的解释“作代切,一举而二也”①,“见”为“古甸切,视也”。②其中“见”为会意字。“再见”意思为“再一次见到”。汉字的语法特点即与汉字的源流有莫大关系,在《说文解字》中可以看汉字的构形艺术。“由于许慎能从古文字本身去研究没一个汉字的内部结构,所以他开创了‘据形系联’的部首归字法,这种方法不仅便于检字,也为后来的部首检字法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揭示了字义内部的系统性。汉字同一形符的字在意义上有联系,《说文》的540个部,事实上也就是540个义类或事类。”③许慎以字的义部进行归类,这一特点在实用当中笔者以为比西方的更为系统。当我们翻阅字典的时候会发现查找一个英文的速度比查找一个中文字要花更长的时间。这正是因为英文字母的音节长,以同一字母开头的单词更多。中文的义部却有系统可循,在这一点上来说,汉语文字就比纯粹的表音文字要有章可循。①链接:②链接:③《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商务印书馆北京第4版,2013.第109页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家在对单个字进行解释的时候同时也注重字的来源解释以及这个字所承载的地方或政治文化。譬如,“许慎在手机古文字材料方面一定做了大量工作。他所见到的古文字材料有三种:篆文(指秦代小篆),顾问(战国时的路过文字),籀文(春秋战国时秦国通用的文字)①。古文、籀文与篆文一致的,则只出现篆文,与篆文不合的,则分别列出。这些材料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小篆主要取自汉初书师编写的《仓颉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杨雄的《训纂篇》,另有秦刻石等方面的材料;古文主要来自‘孔子壁中书’,还有出土鼎彝铭文,书中标明为古文的共510个字;籀文主要来自《史籀篇》,书中·标明为籀文的有225个字。古文、籀文与小篆形体有差异,这是肯定的,但差异不会非常之大,所以许书标明为古文、籀文的字加起来也不过700多个,占全书所收字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所占比例虽很小,而三种文字材料的比较则是很细致的一项工作,不通过比较,许慎怎么能分别异同呢?许慎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这一个‘合’字就包含着很多必不可少的琐碎的技术性的劳动在内。”②许慎在其中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得知一二,重要的是如此需要文化功底与只是储存量的工作在中国并不少见。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集权政治所带来的文化力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存在着一种“阙如”精神,对于这一点,许慎强调要讲证据。即《说文》中文字的来源讲求信而有征,讲求来源的真实可靠。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语言学家一直就有着求知“格物致知”的精神,这种主观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以许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家们艰辛文字是文化
本文标题:传统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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